我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，在那儿的一幢豪宅中长大。因为父亲常年在外，大多数时间，家里只有母亲和我两人。

    我父亲在一家大石油公司工作，负责原油远洋海运。在海船上的时间多于在陆地上的时间。

    一年夏天，父亲计划乘公司油轮之便去看他的弟弟，我说服父亲带我随他一同前往。

    我叔叔在荷属东印度群岛「即现印度尼西亚。印尼群岛原为荷兰殖民地，二战后独立」上经营一个大种植园。该种植园地处苏腊巴亚郊区「Ｓｕｒａｂａｙａ，印度尼西亚亚爪哇岛东北部城市，临爪哇海。该市是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」，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迷人的庄园。我的婶母是个漂亮的印尼女人。

    我真想永远留在那里。但是随着暑假临近结束，我必须回家上学。不过，命运之神最终给我机会，让我重返印尼。

    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。战后，当德国人又开始重新武装时，父亲便非常忧虑，担心我的安全。１９３８年秋天，叔叔为生意的事来到阿姆斯特丹。此时正当纳粹入侵波兰「原文如出。德苏瓜分波兰，英法对德宣战，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始。时为１９３９年秋。而１９３８年发生的，应该是纳粹占领捷克苏台德地区，并在秋天与推行『绥靖政策』的英国首相张伯lun缔结慕尼黑协议」。父亲兄弟二人谈起一战时德国人如何席卷荷兰，都忧心忡忡。

    不出数月，父亲便变卖了在荷兰的全部家财，利用船运公司的关系安排出走。第二年初，我们全家便登船前往东印度群岛。

    我们住进巴达维亚「Ｂａｔａｖｉａ，旧称。即现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」的一个公寓。整个暑假都在叔叔的种植园，和婶婶一起玩。她教我说当地土着的印尼语，还教我一点日语。这样我就可以帮助父亲接待日本商人。在荷属东印度领地，他们的人数正在激增。都来抢购橡胶、石油和一切群岛上生产的东西。

    １９４０年５月，我当时仍然在学校上学，希特勒入侵荷兰。殖民地总督宣布全荷属东印度群岛处于战争紧急状态。所有的德国人，包括正在港口中停靠的各色船只上的数百名海员，一律立即关押。同时被捕的还有大约五百名荷兰纳粹党党徒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内，情况始终十分紧张。谣言四起。到处都说看见德国军舰或潜艇在海岛四周游弋。

    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纳粹身上时，日本人却正在悄悄地准备战争。

    １２月８号，日本帝国偷袭珍珠港，并在东亚各地发动攻势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事全面展开「日军袭击珍珠港，是在夏威夷当地时间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清晨。美国对日宣战，是在同日美国东部时间。此时，远东时间已是１２月８日」。

    我们荷兰的武装力量也立即对抗日本侵略。父亲报名到海军服役。但是不幸我们的力量太小，完全不足以阻挡日本人的战争机器。很快，荷军便被赶回本土的岛屿。对主岛爪哇的争夺战，起始于２月２８至３月１日的夜间。其后每天都有战斗。

    就在日军入侵爪哇之前，我们得知父亲服役的舰只已被击沉。就算他得以幸存，现在也是日军手中的战俘。在此之后，母亲变得心烦意乱、悲痛不可终日。她在３月５号，丢弃我们自杀解脱。也就是在那一天，日本人击破我军匆忙构成的最后防线，攻占巴达维亚。

    我根本无法同叔叔或婶子联系。是我们好心的邻居帮我埋葬了母亲。同她一起掩埋的还有很多战死者。他们为了扞卫自由而献出了生命。

    ３月７日，我们得知日本人已经不战就凯旋进入苏腊巴亚。那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被迫投降的结果。

    我们的学校立即被查封。荷兰人中，愿意同日本人合作的，被授予特殊的臂章以示识别；不愿效忠者，则被送往集中营。结果，在两个月之内，很多荷兰人被关进集中营。尤其是那些社区或政府的领袖，都被一网打尽。但这没有牵扯到我和我的大多数学生朋友。很明显，日本人还顾不上我们。

    ４月１１日，占领军当局发布命令，强制所有非日本血统的人进行登记。这改变了所有的一切。

    当时，我住在我的朋友玛姬家里。玛姬和我都去登了记。因为据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食物配给，或者找到工作。岂知到了６月底，我俩都被网进了集中营。

    集中营的生活条件非常简陋。

    我们只有有限的食物和勉强的栖身之地。进去不到两周，我便瘦了好几磅。集中营中很多人开始生病。就在此时人们听到有关劳工营的传言，说那里的人有丰富的食物，甚至还有工资。可巧，一个星期五的上午，就有日本官员来到集中营招募工人。

    所有的人都排队应征。结果我和玛姬，以及另外两个和我们同校的女孩安妮和琳达入选。

    我们被推上大卡车的蓬舱，带离集中营。车篷紧闭，我们不知正被送去何处。但行车的时间长达数小时。人群中有谣言猜测，我们正被送去日本军营，为士兵准备饭食或者浆洗衣服。

    我则对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毫不关心。

    我只清楚一个明显的现实：如果不设法离开那个集中营，就会庾死其中。可怜像我这样幼稚的女孩，对世事的险恶一概无知。一心幻想自己将用工作来挣钱；做梦也没有想到其中包含的危险。

    当天晚上我们一行在三宝垄「Ｓｅｍａｒａｎｇ，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港口城市」的一个旅馆下榻。四个女孩挤在一间小房间的两张床上。就是睡觉的时候也有士兵监视。

    我们质问，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一定空间，保护隐私？他们只是简单回答说，那是上级的命令。

    一夜无话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又被推上卡车继续最后的旅程。

    我们被送到苏腊巴亚市工业区内的一幢大房子。房子位于一个兵营外面，那是我们的住处。内中有很多窄小的房间。一间房间被分配给一个女孩。房间除了窄小，也没有什么家具。一床、一椅，一个小衣柜和一张床边小桌，就是全部的陈设。除了我们，房子里已有大约十个从韩国来的女孩。

    由于旅途劳顿，我倒在床上便立刻进入梦乡。

    我大概睡了不少时候，到琳达叫醒我时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。

    我嘟嘟哝哝地回了一句『我不饿』，便又反身再睡。直到深夜才被一个进入房间的日本军官惊醒。

    他的年纪不轻，大约五十岁左右，配有上校军衔。看起来是邻近的军事基地的指挥官。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基地是一个军事研究设施，叫做『アンチ流行给水ユニット』，即防治流行病净水供应部队。该设施有数百名军人，名义上是在进行预防传染病的研究。实际上，广为接受的谣传说，他们真正进行的是生化武器研究。基地内还有一个专门的小监狱，用来关押做为实验对象的受害者。

    上校一言不发，示意我跟他走。他带我离开小房间，来到街上，向不远的另一个庞大的水泥建筑走去。它看起来像一座仓库，石头墙、粗木地板、高横梁天棚。除了一间大屋，整个建筑空空如也。

    我被带进那间屋子。看见里面有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刑具。他们把房间布置成一个中世纪的刑讯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