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敦煌的路，是对rou体和Jing神的双重折磨。

    在兰州换乘的长途汽车，是那种老旧的“黄河”牌，密封条早已失效。车一开动，戈壁滩上的风沙便无孔不入地灌进来，不出半小时，每个人都灰头土脸，连说话都得小心翼翼。车里几乎无人交谈——在这地方，开口就意味着要吞下半口沙子。

    窗外的景色，从稀稀拉拉的耐旱植物，逐渐变成一望无际、只有砾石和沙丘的荒原。这就是莫贺延碛，古人畏之如虎的“沙河”，当年玄奘差点埋骨于此。纵然如今有了简陋的公路，但车窗外那片黄褐色的死寂，仍让我隐隐明白，为什么古人会在这里谈“绝路”。

    汽车在颠簸中从清晨熬到日暮。当夕阳像一枚将熄的火炭，无力地挂在地平线上时，远处的地貌开始显出狰狞的轮廓。无数风蚀的土丘拔地而起，形态怪诞，有的如残破的城堡，有的似静伏的巨兽。风穿过这些土林，发出呜呜的尖啸，像无数冤魂在哭。

    “雅丹地貌。”白素望着窗外，轻声道，“当地人叫它‘魔鬼城’。”

    “名字很贴切。”我拉紧裹住口鼻的围巾，看了一眼手里毫无用处、指针疯狂乱转的袖珍罗盘，“连磁场都跟着一起‘疯’了。”

    深夜，我们才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抵达敦煌。那是九十年代初的敦煌，远非日后游客如织的模样。只有几条土路，几盏昏黄的路灯，空气中飘散着柴火、羊rou和尘土的混合气味，空旷而寂寥。

    我们下榻在县委招待所。前台是个正在织毛衣的胖姑娘，接过我们那份Jing心准备的“上海某进出口公司”介绍信，眼神里带着警惕。

    “香港来的？”她用浓重的西北口音问，“跑这戈壁滩来做啥生意？这几天风沙大，莫高窟不开放参观。”

    “不看洞窟。”我脸上堆起生意人惯有的笑容，顺势将身子稍稍前倾，压低了些声音，“听说这边出产好的羊绒，还有些模样特别的‘黑石头’，过来看看行情。”

    “黑石头？”胖姑娘警觉地抬眼看了看我，又瞥了瞥我身后的白素，语气倒是缓和了些，“前几天也有一帮北京来的人，到处打听这个，神神秘秘的，还去文化馆翻老黄历。”

    我和白素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北京来的人……看来火车上那三个“中山装”的同僚，动作果然迅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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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二天一早，风沙稍歇。

    白素去了城西的集贸市场——那是她的领域，三教九流汇聚，消息最为灵通。我则径直前往县文化馆。既然金属牌的坐标指向这片区域，而历史上又有“天降异象”的记载，地方志里或许能找到蛛丝马迹。

    文化馆在一栋破旧的苏式红砖楼里。馆长是个姓陈的老学究，戴着酒瓶底似的厚眼镜，听说我是“研究西北地方史的香港学者”，态度很是热情，把我让进了堆满发黄卷宗和线装书的资料室。

    空气里弥漫着纸张陈腐和尘土的味道。我埋首故纸堆中，翻阅着那些用蝇头小楷誊写的县志、笔记。

    两个多小时后，在一本清代增补的《敦煌县志·异闻录》里，我找到了一段记载，县志编修者注明引自唐代的《沙州都督府图经》——那是敦煌藏经洞里出过残卷的旧物，我听说过。

    “贞观十九年夏，有赤星坠于州西碛中。声震数百里，地裂泉涌。俄而黑烟腾空，凝为五峰，色如玄铁，参天并立。夜辄放光，赤青变幻，人畜近之辄狂。土人谓为‘天牢’，言其下镇妖物也。”

    天牢！不是仙府，是囚笼！

    我指着这段文字请教陈馆长：“老先生，这‘五峰’的传说，如今可还有踪迹？”